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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法律解釋的基本原理論文
法律解釋是從神學解釋及哲學解釋延生出來的一門古老學問。歷史上，法律解釋主要見于并依附于民法學說的發展。到近代法律解釋已逐漸出現了成為一門獨立學問的傾向。從解釋學的發展脈絡來看，就是由具體解釋學發展到一般解釋學。法學解釋學與文學解釋學及神學解釋學共同構成一般解釋學的歷史淵源。[1]對于法律解釋這一概念一般學者雖不太陌生，但卻對此缺少全面的了解。本文試對法律解釋的一些相關基本原理作一探討。分述如下：
一 、法律解釋的必要性
在這里，我們必須先介紹一下法的適用。法的適用通常被認為系屬于邏輯上三段論法的應用，也就是法律之一般的規定是大前提，將具體的生活事實通過涵攝過程，歸屬與法律構成要件底下，形成小前提，然后通過三段論法的推論導出規范系爭法律事實的法律效果。[2]法官在法律適用時必須先確定大前提，也就是所謂“找法”。在這一過程中有三種可能：其一，有可適用的法律；其二，沒有可適用的法律（即存在法律漏洞）；其三，雖有規定，卻因過于抽象，須加以具體化（這種情形則涉及價值補充）。[3]事實上，上述三種情形均是法官經過解釋得出的結論。因此，廣義的法律解釋包括上述三種情形，即法律解釋、漏洞補充和價值補充。
法律解釋以法的適用為目的，也是法的適用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法律必須經解釋才能適用。法律是由立法者制定的，立法者是人，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由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然具有局限性。即使立法者是萬知萬能的上帝，而法律必須最終通過文字、語言表達出來，但文字、語言則不能將立法者的意愿全部的。明確無誤的表達出來文字所表現的法律，表面上其意義似極了，無須解釋，然一旦欲適用于某種具體事實而確定其意義時，反難免含糊不清，模棱兩可，倘不加以解釋，則必無法適用。[4]此外，對于同一法律事實，不同的法律也可能賦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對此拉倫茨先生指出“之所以會對法律文字的精確意義，一再產生懷疑，首要的原因是法律經常利用的日常用語與數理邏輯和科學性用語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確的概念。[5]所有這些即產生法律解釋的必要性。
二 、法律解釋的對象與方法
法律解釋的對象，又稱法律解釋的標的，學者對此爭論盛大。有學者認為法律解釋的對象為法律文本，即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法規范及習慣和判例規則。[6] 有學者認為是法律規范的“條文”和它的附隨情況。[7]有學者則認為包括法律文本和法律事實。[8]在這里我傾向于第三種解釋。前兩種見解其實大通小異，法律解釋以文本為對象，解釋者如不能確定文本的確切意旨時，必然須借助文本外的附隨情況，如立法過程中的一切紀錄、文件、立法理由書等資料，但這一切必須以“對一般大眾公開者為限”。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附隨情況”的考察只是法律解釋的依據或者方法，而不稱之為對象。
但是，法律的適用是事實與制定法的結合，作為解釋主體按其權限來說不可能僅就制定法的條文進行解釋而不去顧及法律事實。制定法對適用主體來說總是處于流動中，與具體的案件相比較它總處于未定狀態中，法律面對歷史的變遷應有部分的調適能力，否則制定法便會僵化。所以作為法律解釋對象的法律不僅僅是指制定法還應包括法律主體活動所面對的法律事實。法律解釋的意義恐怕也在于此，即通過解釋者把在事實之先的成文法律與當今現實的案件結合起來，所以在法律解釋過程中存在兩個方面的交流，一方面是解釋主體與文本的交流，另一方面是解釋主體與案件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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