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李嘉誠推崇為實踐中國式管理的代表人物，與把亞洲“四小龍”的成功歸結為中國式管理一樣荒謬。作為華人商業巨頭的李嘉誠，與其說是中國式管理的實踐者，不如說是中國式管理的顛覆者。
李嘉誠的文化象征意義
如果說香港文化是典型的中西融合文化，那么，作為香港文化代表的李嘉誠就更是這一文化的縮影。
在香港的文化舞臺上，中華文化事實上一直處于劣勢地位。在西方文化的撞擊下，香港文化的裂變與新生，不是體現在傳統的文化形式上，而是體現在中國傳統士大夫所鄙視的商業文明上。
就傳統文化形態而言，在香港文化舞臺上，以牟宗三、唐君毅等為代表的新儒家不過是儒家文化的回光返照；而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文化，不過是一種成人童話，其真正的文化意義可以說相當空洞。
因此，從傳統的文化創造來看，香港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化沙漠”。然而，作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卻透過李嘉誠等人的實踐，賦予了文化嶄新的意義。
李嘉誠等商業巨頭的實踐，是建立在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與融合的基礎之上的。在短短的數十年時間內，李嘉誠由寄人籬下到富可敵國，不僅左右著香港經濟，而且在全球經濟舞臺上舉足輕重。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李嘉誠在接受
西方文明洗禮的基礎上，又保持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品質。這給很多人以錯覺，似乎李嘉誠的成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科技的結合。
然而，如此解讀李嘉誠就大錯特錯了。這實際上是把香港文化簡單化了。如果香港文化就是傳統文化加西方科技這么簡單，那就意味著香港根本不曾存在文化沖突與融合，而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化也就不存在任何障礙。這樣，我們談文化的融合與轉化就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分析香港文化也就沒有任何意義，李嘉誠的文化象征意義也就索然無味了。
超越東方家族管理：李嘉誠的西化管理
然而，現實中的李嘉誠并非那么簡單。李嘉誠如果是把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簡單地相加，就不會有任何積極的結果。盡管我們說，香港文化是一種拼貼文化，但即使是拼貼也需要花費很多的功夫和心血。
李嘉誠之所以能夠作到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嫁接，首先在于他拋棄了傳統文化中那些劣根性的東西。若是沒有香港所面臨的國際商業環境的沖擊，李嘉誠就不可能那么迅速而徹底地超越東方家族化管理模式。
在李嘉誠的兩個兒子成人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