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體詩歌，可簡單地理解為散文詩的詩歌，即接近詩歌的散文詩，因為辭賦是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文體，當辭賦從一條線段中間向詩歌端點運動的時候，就呈現出“賦體詩歌”，向散文端點靠攏則出現“賦體散文”。那么，辭賦向詩歌靠攏，詩歌的散文化程度就增強了，詩歌的抒情性相對削弱，往往這類以賦體為主的詩歌，容易寫得膚淺蕪雜，散亂無余。正如鍾嶸所言：“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詩品》)。筆者認為，賦體新詩在藝術形式上彌補了傳統賦體詩的這一敝病。賦體詩歌的散文化傾向，已影響到現代新詩的創作。譬如，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是借鑒賦體而創新的新詩體式(強調——形式自由、內涵開放、意象修辭)。
古代真正開賦體詩歌先河的是先秦時期的詩人屈原，“楚辭體”中的《離騷》是代表作。由此，賦體詩也叫“騷體賦”。賦體詩的內容是否單一與詩人的特定的政治環境有很大關系，與詩人的文學主張有很大關系。動亂的政治背景的文學性質屬于“亂世文學”，亂世的作家們的遭遇大多帶有悲劇色彩，如屈原，曹植等等。恰恰如此，在“出世”“入世”之間，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創作主題，例如生死主題、游仙主題、隱逸主題等等。
在唐代詩文改革運動中，賦體詩歌再次走向平實。賦本為《詩》“六義”之一，賦本來屬于一種文學表現手法，衍進為辭賦體之后，所攜帶的還是詩歌的特性，比如，直陳與鋪敘的特點，就證明一個結論：賦的詩化與詩的賦化，賦法存在相互作用相對運動。因此，在詩歌與辭賦之間可以進行創造改革。在唐代古文運動之前，一直存在詩賦改革運動的。杜甫首開詩賦寫實主義賦法，創造了那個時代的“新興敘事文學”的典范，至中唐，“元白”二人則從理論與實踐上，把賦體詩歌表現得更加技巧嫻熟。詩歌的敘事化，加大了詩歌的散文化傾向，相對遲緩了賦體詩的抒情性和形象性。